北纬29°、海拔4300米、青藏高原东南麓，放眼望去皆是古冰川消融形成的高原湖泊，这里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从前措。

  记者获悉，考古学者在从前措附近，新发现了一处意义重大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专家认为，作为稻城县皮洛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前措遗址刷新了目前已知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东部迁徙扩散的海拔最高纪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

  皮洛遗址近年来陆续出土的上万件打制石器，为青藏高原人类史前文化发展提供考古实证：距今22万多年前，人类已踏破“生命禁区”的桎梏，在青藏高原造器谋生、繁衍生息。

  “足以改写教科书的发现！”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文物局获悉，在稻城县海子山从前措区域新调查发现了190余件小石片工具和细石器，相关论文已发表在国际期刊《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态学》，为皮洛遗址群研究再添新证。

  皮洛遗址考古负责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绍：“这处发现说明，人类很可能在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生活在湖岸地带，这里应该是末次盛冰期后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

  这是2021年9月22日拍摄的皮洛遗址（无人机照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所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史前遗址。郑喆轩回忆初次邂逅皮洛遗址的场景，仍历历在目。2020年5月12日，郑喆轩和同事在皮洛遗址采集到了第一件手斧，迟疑片刻后，他们从彼此眼神中看到了喜悦和确信。

  越来越多的石器接连被发现，引发关注。

  这是2022年10月6日拍摄的皮洛遗址重要遗物——手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是足以改写教科书的发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说。过去学界认定“人类定居高海拔地区发生在现代人出现的旧石器时代及以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张家富教授团队采用光释光测年法，将皮洛遗址的年代初步确定在距今约22万至4万年间，实际可能比这个时间更为久远。

  这一实证揭示：22万多年前，先民已在此征服高原极地，书写生命的奇迹。

  2021年4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皮洛遗址开展发掘。截至目前，已探明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内，9个连续文化层露出真容，砍砸器、刮削器、手斧、薄刃斧等一万余件旧石器重现天日。今年5月11日，总投资约2.4亿元的皮洛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已破土动工，探寻高原史前文明的新地标将在此崛起。

  这是2021年5月18日拍摄的皮洛遗址古人类活动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评价：“皮洛遗址的发现，犹如在中国西南地区竖起了一根支撑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大厦’的支柱。”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版图上，这片藏地高原不是遥远的边地，而是早已嵌入历史脉络的重要坐标。

  有力回击东亚史前文化“落后”偏见

  皮洛遗址的旧石器“石破天惊”，核心之一源于阿舍利技术，该技术的代表性石器为手斧、手镐、薄刃斧的组合，其中两面打制、形态对称工整的手斧最具特色，可用来砍、砸、切割等。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命名的“莫维斯线”理论认为，东亚区域只有砍砸器等简单工具，从未掌握阿舍利技术。

  这是2020年6月5日拍摄的皮洛遗址重要遗物——砍砸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然而，皮洛遗址发现的近百件手斧与薄刃斧，为阿舍利技术体系在东亚的存在提供了迄今最为坚实、丰富的考古证据，有力回击了东亚史前文化“落后”的偏见。

  走进皮洛遗址考古发掘大棚，约两米厚的文化层如一部立体“地书”。仔细观察会发现，探方剖面的地层黄红交错，黄色部分是冷期的印记，红色部分则是暖期的留存，每个地层都是约万年时光的切片，揭示出青藏高原东南部古环境的变迁。

  这是皮洛遗址考古大棚内的发掘场景（资料照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大棚的探方里，9个文化层及地表提取的数百件石制品，清晰勾勒出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型两面器与小石片石器体系”的文化演进轨迹。

  一万多件旧石器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每一件都藏着远古人类的生存智慧。石英脆硬难琢，可作小型刮削器；砂岩粗糙易形，多作大件简易石器；角岩质地匀净，是打造精细工具的上选。石英、砂岩取自遗址旁的河流，印证着“就地取材”的生存法则；手斧所用的角岩，考古队沿河谷溯源13千米，终在小山丘发现大量角岩原料——这里正是手斧原料的“采石工坊”。

  “越是艰苦的自然环境，越能彰显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性和适应力。一件件石器，正是先民直面极端环境时智慧、勇气和能力的见证。”郑喆轩说。

  史前文化交流的走廊

  皮洛遗址的考古探方里，一件手斧刃口依然锋利。这是一种非常漂亮、极具辨识度的石质工具，像水滴，也像杏仁。

  跨越了旧石器时代中一百多万年的时光，从非洲草原到西亚戈壁，从欧洲山地到东亚高原，世界各地出土的典型手斧，在形制、尺寸上都高度相似。

  这是皮洛遗址石器技术四期变化过程示意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手斧的标准化形态从何而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吕红亮说，“这种标准化的形制，绝非偶然。它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全球各地的手斧制作者就已共享一套技术理念，展现出了相通的技术语言与认知逻辑。这种烙印在石头上的深层共性，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早期身影。”

  更令人惊叹的是，曾有考古学者模拟实验证实，阿舍利技术靠“看”很难学会，很可能需要靠“说”来传授。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掌握阿舍利技术的人群，或已具备初步的语言能力，能用声音传递智慧，用交流突破隔阂。

  22多万年前，我国华南地区古人类带着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叩开了高原的大门；随后，掌握阿舍利技术的人群，从南亚、西亚远道而来；再后来，来自华北地区掌握小石片石器技术的人群也向南扩散汇聚于此……

  考古人员提取皮洛遗址地层中的古DNA样品（2021年9月15日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不同技术，不同人群，在青藏高原上相遇，石器工艺交融，生存智慧碰撞。郑喆轩感慨：“这片高原不但不是文化荒漠，反而是文化走廊，这个走廊是既贯穿了中国南北方，又打通了东西方远古文化交流的通道。”

  皮洛的“石头故事”，传向世界。2024年，皮洛遗址暨更新世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希腊克里特大学教授妮娜·格兰尼度望着展柜里的手斧，动情地说：“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总在寻找人类的‘共同点’。当我们看见这柄手斧，就会明白‘世界很小’。”

  考古人员在皮洛遗址进行探方发掘（2022年7月30日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海拔6033米的央迈勇雪山，是稻城亚丁的最高峰，数千万年来见证着岩石与星空对望——先民在这里敲击出一件手斧，让石头有了划破“生命禁区”的锋芒，开辟人类演化的天地；今天的人们，在稻城安放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等系列大科学装置，正观天逐日，在文明之路上不断前进。

  这是一个民族对文明根脉的真情守望、深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