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狙击手》《满江红》《第二十条》之后，今年张艺谋携《惊蛰无声》第四次进军春节档。相较于他以往征战春节档的作品，以及今年同期的其他影片，《惊蛰无声》因剧情爽剧化、人物扁平化等缺憾，口碑不理想。

如今已经76岁的张艺谋，面对的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能力问题，而是如此“折腾”是否具有意义的问题。以他在中国影坛乃至世界文艺界的地位，参考其过往斩获的无数奖项，他本可以不再像年轻导演般执着于探索商业电影的类型与题材，沉迷于马不停蹄地拍片赶工，而应该是专注于打磨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人文佳作。回望影史，黑泽明75岁时交出的作品，可是已载入影史的旷世经典《乱》。

持续拓宽创作边界

张艺谋近些年的创作步伐，没有被年龄束缚显露疲态，反而愈发矫健。

与不少已然淡出银幕或创作锐减的同辈导演相比，他自2020年的《一秒钟》问世起，几乎每年都有电影新作推出，拍片之余还以令人惊讶的旺盛精力，执导大型舞台剧、体育赛事仪式等各类项目。《惊蛰无声》中，外国间谍的一处藏身处，正是他执导的驻场观念秀《澳门2049》宣传展板的支架。与诸多观念保守、手法固化的后辈同行相比，他更敢于走出舒适区、解锁新赛道，《悬崖之上》《坚如磐石》等作品都是他首度涉足谍战、反腐等新鲜题材。

没有墨守成规的张艺谋，虽能驾驭谈古论今的多种题材，但他近年来的创作，却未能获得舆论的普遍认可。诸多评论认为，他的电影自《英雄》之后，尽管不乏《金陵十三钗》《归来》《一秒钟》等口碑佳作，但整体而言，由于失去了文学的加持（《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都由文学作品改编），早期影片中深刻的主题表达、鲜明的艺术主张与赤诚的人文情怀，逐渐遗失殆尽，徒剩用视觉奇观包裹下的空洞主题与苍白故事。

不过，这类评论的眼光往往仅停留在了张艺谋拍摄商业巨制时期，以他彼时的创作特质评判他近些年的作品，难免有失公允。比如《狙击手》，便没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却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精神。他用水墨画意境的破坏与重建，呈现出局部狙击战的惨烈与意义，借“狙击五班”克敌制胜的艰难，反映出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志愿军的英勇无畏，以小见大地显现出“一叶知秋”的东方美学意蕴。

事实上，张艺谋在持续拓宽创作边界，不断尝试新题材与新形式的过程中，并没抛弃人文追求。他始终以小切口聚焦小人物，关注个体在时代、时局、时势中的命运沉浮。《一秒钟》里的张九声、《满江红》里的张大等，像早期的《活着》里的福贵、《菊豆》里的菊豆等一样，身上寄托着他对于小人物的关怀与悲悯。

只是，在商业属性较强的作品中，张艺谋由于“过度”考量市场需求与观众喜好，他的作者性往往被稀释，出现艺术表达与商业诉求失衡的问题，使得作品的人文色彩被视听奇观、叙事节奏等冲淡或掩盖。《惊蛰无声》便是这样一部充满矛盾与遗憾的失衡作品。

将谍战博弈拉到当下

作为我国首部聚焦当代国安题材的电影，《惊蛰无声》在题材层面无疑是张艺谋的又一次突破。他巧妙嫁接《悬崖之上》的“谍战”内核与《坚如磐石》的“都市犯罪”质感，以国际都市深圳为“战场”，用兼具科技质感与悬疑色彩的镜头语言，将融合赛博朋克美学的当代谍战故事嵌入城市肌理，以直白明了的方式告知观众：谍战并非远在天边的历史传奇，而是潜藏在日常生活里。

反特谍战片凭借悬念迭出、曲折反转的剧情，在国产类型影视剧发展史上，占据过重要地位。在娱乐方式有限的年代，《羊城暗哨》《秘密图纸》等电影掀起过全民观影热潮；即使到了娱乐手段层出不穷的年代，《暗算》《潜伏》等电视剧也曾引发广泛热议。2021年的五一档，张艺谋也推出了他的首部谍战题材作品《悬崖之上》，用皑皑白雪营造的极端的白与象征流血牺牲的极致的红，道出抗战时期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情感的炽热与信仰的纯粹。

不过，这些作品大多聚焦近代谍战，讲的是几十年前的历史故事。即便剧情惊险刺激、人物形象鲜明，也与观众的生活相距甚远。《惊蛰无声》打破了这种时空隔阂，将隐蔽战线的博弈拉到当下的时代，把镜头对准繁华的现代都市，拍的是近在观众身边的当代谍战。

近代谍战的创作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甚至完全虚构，但当代谍战的创作，有更高的门槛。按张艺谋的话说：“是‘今天’的事，所以对‘写实’的要求极高。”《惊蛰无声》由于得到有关部门的指导，故事在守住保密底线、规避泄密风险的前提下，真实性与专业性得以保证，影片中呈现的国安人员的侦查手段、日常工作等，都有现实依据。

在写实与保密的基础上如何制造悬念，让观众产生较为强烈的代入感，则是对张艺谋的考验。

两套叙事逻辑不融合

客观而言，影片开场围绕抓捕外国间谍组织展开的叙事，相当精彩。张艺谋将深圳的诸多地标转化为天然的博弈舞台，用极具临场感的镜头，还原当代境外势力窃取我国核心机密的手段与路径，包括通过看似普通的外卖订单获取情报、将联络用的一次性手机藏在垃圾桶、利用AI换脸技术完成身份伪装等，既日常又紧扣科技发展的现实，刷新了观众对当代谍战的认知。而国安小组利用无人机实施高空监视、结合热成像技术锁定目标进行跟踪等“抓间谍”的行动，充满了现代感与紧迫感，构建出步步惊心的悬疑氛围，既展现张艺谋驾驭强情节叙事的功力，也契合春节档观众对商业类型片的娱乐诉求。

然而，当剧情从“抓外部间谍”骤然转向“拔内部钉子”，影片的叙事链条出现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在观众看来是情节的生硬转折，实则是因两套完全不同的叙事逻辑，衔接时缺少润滑剂，未能实现有效融合：前面的“抓间谍”，以拆解线索、推进任务为核心，遵循的是商业类型片的爽感逻辑；后面的“拔钉子”，着墨于“内鬼”的情感挣扎与信仰危机，属于人性叙事。

叙事出现断裂的背后，或许是张艺谋试图用“拔钉子”的人文色彩，弥补“抓间谍”的商业色彩，从而导致的创作失衡。他显然不愿意让《惊蛰无声》沦为一部单纯的商业爽片，而是希冀借助“内鬼”这一角色，完成对于忠诚与叛变、信仰与私欲、前途与绝境等议题的探讨，在用商业叙事将观众牢牢吸引之后，再用人文叙事提升影片格调。可惜的是，张艺谋的策略未能奏效，反而让影片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局面。

影片在“拔钉子”部分，依然沿用爽剧化的叙事节奏，用快速的剧情推进压缩了人物成长、转变的空间，用高频次的反转取代了他们心理变化的过程。黄凯（朱一龙饰）从坚守底线到步步妥协再到彻底崩溃的心态变奏，缺乏必要的细节支撑；严迪（易烊千玺饰）身为双面卧底，五年潜伏的孤独与挣扎，仅靠碎片化的闪回和只言片语的交谈带过。配角基本上都带着性格标签上场，沦为仅服务剧情进展的工具人。这些不仅导致“拔钉子”的人文表达失效，也让“抓间谍”的商业爽感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惊蛰无声》的上映仍然极具意义。它不仅将原本神秘的国安工作，以大众喜闻乐见的类型化方式呈现出来，更让观众意识到，国家安全并非遥不可及的大概念，而是与每个人的小生活息息相关的。（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