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秘鲁首都利马驱车一路向北，车窗外的城市景象逐渐退去，太平洋沿岸漫长而干旱的土地铺展开来。越过苏佩河，在群山、黄沙与河谷之间，一座由土石砌成的古城渐渐显出轮廓。大约5000年前，美洲大陆已知最早的文明之一，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起来。

  秘鲁以印加文明闻名于世，马丘比丘建在云雾缭绕的安第斯山巅，库斯科保留着印加帝国的石墙和道路。长期以来，兴盛于15、16世纪的印加文明几乎成为国际社会认识秘鲁古代文明的代名词。

  然而，印加帝国兴起前数千年，卡拉尔人就已经在苏佩河谷修筑大型公共建筑，组织农业、渔业生产，观测日月星辰，并把海岸、河谷和山地构建为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卡拉尔遗址的发掘，不只把秘鲁文明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更在于解答了一个至今仍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面对有限的资源、频繁的自然灾害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人类除了征服和争夺，是否还可以通过交换、协作与知识，共同向前发展？

    7月21日，游客在秘鲁卡拉尔-苏佩圣城遗址参观。（玛丽安娜·巴索 摄）

  目前已知美洲最早文明

  驱车行驶在狭窄而颠簸的土路上，车轮卷起大片尘土，灰黄色的尘雾不断扑向车窗，两侧是连绵起伏、几乎看不到植被的土山。随着车辆逐渐靠近遗址，狭窄的山路消失了，四周变成一片辽阔的荒原，天空、山峦与大地在远处相接，散落其间的石墙和台基遗迹逐渐显露出来，色彩几乎与周围土地融为一体。这里就是卡拉尔考古区。

  在卡拉尔进入广大公众视野以前，这些坐落在苏佩河谷荒漠台地上的巨大土丘，并非完全无人知晓。早在上世纪70年代，考古调查者就将它以“丘帕西加罗”之名登记。但当时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其年代和文明史地位。遗址中没有发现大量精美陶器，也不像印加遗迹那样保留着引人注目的石砌墙体，多年间未能成为秘鲁考古研究的中心。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94年。秘鲁考古学家露丝·沙迪带领一个规模不大的团队进入苏佩河谷，开始调查当地的史前聚落。1996年，沙迪的团队在卡拉尔展开考古发掘。1997年公布首批研究成果，提出“这里曾是一座由复杂社会营建的城市中心，拥有高度发达的建筑体系，其形成年代早于安第斯地区开始使用陶器的时期”。

  这项研究改变了学界对美洲文明起源的认识。秘鲁卡拉尔考古区研究团队根据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将卡拉尔文明的主要发展年代界定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是目前已知美洲最早的文明。发源于中美洲地区的玛雅文明最早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可以说卡拉尔文明比玛雅文明早了大约1000年。2009年，卡拉尔-苏佩圣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卡拉尔考古区资料显示，卡拉尔-苏佩圣城占地约68公顷，核心区分布着32座大型公共建筑及多处居住建筑群。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址内包括6座大型金字塔式建筑，以及下沉式圆形广场、精英居所等具有仪式功能的建筑和空间要素。秘鲁卡拉尔考古区已识别出25座与卡拉尔文明相关的古代城市中心，目前正对其中12处遗址开展考古研究、遗址保护和价值展示工作。

   7月21日，工作人员在秘鲁卡拉尔-苏佩圣城遗址开展考古作业。（玛丽安娜·巴索 摄）

  与埃及金字塔不同，卡拉尔的“金字塔”不是外形尖锐的王室陵墓，而是由层层台基、阶梯、祭坛和广场等组成的公共建筑。人们在这里举行仪式、集会和祭祀，政治管理、宗教信仰与知识生产相互交织。公共建筑规模不同，居住区域存在差别，显示出卡拉尔社会已存在分工和等级结构。

  卡拉尔考古区考古遗址研究与保护副主任马尔科·马查夸伊告诉记者，卡拉尔形成的一些社会与文化传统跨越漫长岁月，影响了后来的安第斯及亚马孙地区社会，并延续至印加时期。例如，卡拉尔社会已将天文知识用于历法、农业和灌溉安排，遗址还发现了被认为与后来安第斯地区“奇普”传统有关的结绳遗物，而结绳记录系统后来成为印加人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

  这种传统后来也体现在安第斯地区的水资源管理中。由于卡拉尔当地河流大多具有季节性，居民需要共同协调河水和地下水的使用。马查夸伊说，以共同体方式分配水资源，尽可能避免不同群体因资源分配产生冲突。与其说卡拉尔给后世留下了某种固定制度，不如说它开启了一种依靠协作、交换和共同管理资源来维系社会的安第斯传统。

   7月21日在秘鲁卡拉尔-苏佩圣城遗址拍摄的下沉式圆形广场（玛丽安娜·巴索 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例证

  如果说年代久远是卡拉尔最醒目的标签，那么真正支撑这座城市的，是一套建立在环境差异之上的互补关系。

  卡拉尔位于干旱的苏佩河谷，距离太平洋海岸20多公里。海岸拥有丰富的鱼类和贝类资源，却难以像河谷一样形成以灌溉农业为主的生产体系，河谷能够依靠季节性河水发展农业，但在旱季却无法为卡拉尔人稳定提供生活所需。卡拉尔文明没有试图让一处环境满足所有需求，而是充分利用了两地优势。

  阿斯佩罗是卡拉尔文明重要的渔业城市，这座遗址距太平洋约500米，占地面积18.75公顷，坐落于丘陵、沙丘、湿地和海滩环绕的自然环境之中。我们在与阿斯佩罗考古遗址田野负责人戴维·帕洛米诺交谈时获悉，位于海边的阿斯佩罗先民捕捞鳀鱼、采集贻贝等海洋资源，生活在苏佩河谷内陆的卡拉尔等城市居民则种植棉花、番石榴、玉米、南瓜等作物，双方“以物易物”实现了海洋与河谷资源的互补。卡拉尔河谷出产的棉花被制成渔网，帮助沿海居民提高捕捞能力，沿海居民则将捕获的鱼类和贝类运往内陆，换取当地种植的农作物，形成了稳定的区域交换网络。

  帕洛米诺认为，苏佩河谷能够孕育卡拉尔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苏佩河谷位于秘鲁中部沿海与北部沿海之间，河谷上游与安第斯山区相连，并可进一步通往安第斯山脉东坡以及乌卡亚利河流域。因此，苏佩河谷成为连接秘鲁沿海、山地和亚马孙地区的重要节点，不同地区的人群和物资在此往来。

  这种跨区域联系在阿斯佩罗的考古发现中也有所体现。该区域发现的“四枚图普别针夫人”和“鸟之少女”等权贵阶层人物相关遗存中，有来自安第斯山区和热带森林等地区的文化元素，如金刚鹦鹉羽毛和硅孔雀石等。

  “经过30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证实，卡拉尔文明是在和平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马查夸伊说，在这一文明延续的1000多年间，考古人员没有发现城墙和武器。随着人口逐渐围绕早期城市中心聚集，人口融合和文化交流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至今也没有发现战争主导城市发展的明显迹象。

  卡拉尔人试图理解自然运行规律。考古研究显示，他们通过观察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并举行公共仪式。部分主要公共建筑的布局与冬至日落等天文现象相呼应，研究人员推测，人们借此辨识季节更替，并安排棉花等作物的播种。

  在与自然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卡拉尔人还形成了一套顺应环境的建设理念。他们利用当地植物纤维编织成“希克拉斯”网袋，装填石块作为大型建筑的基础结构。当发生地震时，网袋中的石块能够相互缓冲、分散震动，从而提高建筑稳定性。卡拉尔考古区考古学家乔纳森·多明格斯说，借助材料特性适应自然力量的做法，体现了卡拉尔人尊重自然规律、善于因地制宜的智慧，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生动例证。

  “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试图凌驾于自然之上。他们利用河谷而不过度索取，依靠海洋而不过度消耗，观测星空而不畏惧自然。”帕洛米诺说，这种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生存智慧，是卡拉尔文明留给今天的重要启示。

    7月21日，工作人员在秘鲁卡拉尔-苏佩圣城遗址开展考古作业。（玛丽安娜·巴索 摄）

  跨越太平洋的文明交响

  当卡拉尔文明在安第斯山麓孕育生长时，太平洋彼岸的中国长江下游，良渚文明也正迈入繁盛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认定为“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其遗产包括古城、水利系统、等级墓地以及以玉器为代表的礼仪信仰体系。

  良渚地处河网密布、降水充沛的区域，其文明建立在稻作农业和复杂水利工程之上；卡拉尔位于太平洋沿岸荒漠与河谷交错地带，水源有限，因此更依赖灌溉农业与海洋渔业的结合。良渚人通过修筑高坝、低坝等水利设施用以防洪，卡拉尔人则通过河谷灌溉和跨生态区域交换分散环境风险。一个面对的是水多而需要治理，一个面对的是水少而必须精细利用，但两者都把对自然的认识转化成了组织社会的能力。

  两种文明也都建造了大型公共工程。卡拉尔的金字塔式建筑和圆形广场，需要长期动员劳动力、运输石材并安排专业人员；良渚的古城、宫殿区和外围水利系统，则显示出统一规划和大规模工程建设能力。宏大建筑的出现，除了反映技术进步的成果，也表明社会中已产生了能够组织劳动、调配资源和确立共同信仰的权力中心。

  在卡拉尔遗址，我们还发现了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陶寺遗址相似的先人“观象授时”的痕迹。

  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是龙山文化时期一处大型聚落城址。陶寺中期小城东南发现了一座观象台，其夯土柱、柱缝与观测点共同构成观测系统。相关研究认为，人们可能借助柱缝观察特定日期太阳升起的位置，以辨识节令、安排农时。

  在卡拉尔遗址采访时，我们注意到一块名为“万卡”的特殊巨石，它矗立在遗址中央附近，周围多座金字塔式公共建筑环绕分布。据多明格斯介绍，卡拉尔人长期观测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运行，并将这些天文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公共仪式和城市规划。卡拉尔与陶寺相隔万里，但两地先民都曾仰望同一片天空，从天体运行中寻找人与自然相处之道。

  卡拉尔遗址博物馆里，陈列着考古发掘出土的骨笛等乐器，虽然历经数千年可能已无法奏响，但仍能让人想象，当年的人们或许正是在祭祀、庆典和公共集会中，以音乐联结彼此、表达共同的信仰。与此同时，良渚人则以玉琮、玉璧、玉钺等玉礼器承载信仰、标示身份，由此形成了一套等级鲜明的礼仪体系。两者的具体神祇、仪式和政治结构并不相同，但都反映出，文明的形成不仅依赖粮食剩余和物质生产，也需要一套能够凝聚人心、塑造共同认同的精神世界。

  曾访问中国并了解龙山文化的马查夸伊认为，龙山文化与卡拉尔文明虽然在陶器使用等方面有所不同，却都通过农业生产、植物驯化、大型建筑营建和社会协作，展现出供养并组织大规模人口的能力。“也就是说，文明可以在不同地域、不同物质条件下形成各自独特的发展路径。”他说。

  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马查夸伊认为，这为两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契机。“秘中都拥有悠久历史，应以平等、尊重和科学合作为基础，在拥抱现代科技进步的同时守护文化根脉，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

  离开卡拉尔遗址时，黄沙在车轮后渐渐远去。5000年的时光，改变了人类的工具与生活，却没有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文明的探索。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建造了多少丰碑，也在于能否于自然中寻找规律、在差异中建立联系、在合作中创造秩序，并将这些经验代代传承。

  刊于《参考消息》2026年9月29日第10版